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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酥清风的解药
吴梦佳
“到2000年，我们国家实行按需分配，你想要自行车，就给你推一辆自行车，你想要缝纫机，就给你抬一架缝纫机。”—这是记忆里我的小学老师最牛×的一番话。生活美景由你描画，激发了多少如我一样的儿童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啊。
然而，当我长大后成了你—一名教师的时候，却连“这睡狮渐已醒”也有些不那么相信了。睡狮既醒，理当须发皆张，抖擞精神，一鸣惊人啊，哪里像现在这般，虽睁开眼睛，做许多努力，但是看看社会、经济、体制等诸多方面存在的问题，犹如心有余而四肢尚无力，倒更像是中了一种名叫“悲酥清风”的毒。
中毒以后，多少高明的大夫都想来解毒，鲁迅描绘出阿Q之国民劣根性，柏杨警告大家要洗却酱缸文化的浸染，龙应台大声疾呼“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更有放眼四海多方寻药的，如美国的自由女神，日本的魔鬼管理……可谓情急心切，新招迭出，却似乎只可续命，势头虽好，毒根却未消。
江山代有郎中出。《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又是寻来的一副猛药。
说实话，初看书名，我心里想的是：“靠，我还想说‘中国人比韩国人多什么呢’！是不是染发加上大T恤大短裤玩腻了，哈得还不过瘾，非要拿韩国人和中国人比一比看看有没有多个鼻子多个眼啊？”及至一页页看下去，却渐渐认真起来，对作者不由肃然起敬。
与有点哗众取宠的书名相比，作者态度的朴实而诚恳，甚至让人的脑子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朴实和诚恳，倒不仅是作者所述的“这本书注定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的急就章，而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这本小书旨在引起您的兴趣，在发挥了它的作用后速朽”。当然这种说法与前郎中们的语言相比，作者的朴实与直率，更能引起人们对于书中所述的关注与思考。更重要的，则是作者娓娓叙说的方式。书的前面，是《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从“不一样的日本”，到“比中国更中国的朝鲜”，再到“被冷落的韩国经验”，没有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的惊呼，没有拿大架子吓人，也很少看到作者的愤激之言，却一点点赢得了读者的信任与认可，这副药被我们愉快地接到了手中。
药的效用是最引人关注的，尽管韩国的前身“比中国更中国”。我认为本书更胜一筹的地方，在于它切入的角度，在于它所引的“医案”，每一个都恰好对着我们的症状。反腐败，农村问题，钓鱼岛问题等，都是我们面临的实际难题，而韩国曾面临同样的问题，却很好地解决了或正在有效地解决，能提供现成的例子。更何况，作者对于借鉴有无必要提供了详细的分析，如反腐败，有“中国两国的腐败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中韩历史上腐败的特点”，“经济发展中的共同点”，“韩国反腐败历程”，“韩国反腐败特点”和“韩国反腐败对中国的启示”，种种分析，入情入理。其他问题也是如此。头疼找医头的药，脚疼找医脚的药，似乎不太符合中医治本的医理，但是我们却不是治病，而是解毒，头不能动就让头动，脚还发麻就给脚消麻，等四肢百骸皆正常的时候，离还原一头活蹦乱跳的狮子也就不远了。
过去的郎中，无论是惊呼，还是沉郁，无论是愤慨，还是急躁，都有一定的道理，在特定的时期，在特定的方面，都有一定的功效。《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的作者，也许不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郎中，从书中少许的芜杂与繁复也可以看得出，但他的态度是真实而诚恳的，切入角度又符合实际，使书中所引韩国的经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这和其他郎中相比，称得上独树一帜。尽管在“哈韩族”与“恐韩族”共处一室的可笑局面下，这副药可能有点猛，有点不那么受欢迎，但是不要忘了，悲酥清风的解药虽“臭之极矣！尤甚于身入鲍鱼之肆”，却具有奇效哦。
就如书的末尾所言：“天底下并没有‘中国特色’或者‘劣根性’的‘非典型’绝症。”《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这副猛药，又激发了我对于未来图景的憧憬，虽然2000年已经过去，我也不想要按需分配的自行车和缝纫机，但是，如果能够不比韩国人少什么，亦算得遂人愿了。
关于本书
“狐狸知道很多小巧，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
李之萍 </align>
平常，我们读了本书后会有特别的感受，无非是几种情况：或者因其满足了自己兴趣上的某些探寻而快慰；或者书中蕴涵了极丰富的人间情感让人心脉起伏，激动不已；或者是因发现了书中一些新奇个性，切中要害的观点而兴奋激动，甚至让神经久久不能平静。我想张宏杰先生的这本《韩国人比中国人少什么》便属于后者。
张先生的历史文论我是接触过一些的。就拿去年发表在《天涯》杂志上那篇关于魏忠贤的洋洋洒洒数万字长篇论述文章来说，我就已惊异于他看问题的全面而独特的历史视角和眼界了。作为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学者，有如此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实在让人慨叹。而作者对事物，对历史，对某些特殊现象，能从宏观层面予以全面根本的揭示，虽纵横八骛挥发议论，却能在自身浓烈的情感意识走向与价值取向引导下将论点阐明到底，其内涵深博而不滞重，论点尖锐而不张扬，行文活泼而不轻薄。这些，更能体现了做学问者的精神与态度。
我是怀着好奇的心情开始阅读此书的。中国人比韩国人少多少？这是一个问题吗？虽然这些年我们也都意识到韩国经济日新月异，这些年，这个小国的发展和整体面貌让人刮目，可作为与中国文化同源同宗的小国，能比我们先进和超异到哪儿去呢？难道美国、日本、欧洲还不够我们学吗？我有点不屑，但毕竟是好几十页纸的一本书啊，好奇的心理加上对张先生文字功力和思想理论体系的认同催使我看它个究竟。
事实证明，我是在气愤、悲哀、感伤等种种情绪交杂的情况下，不忍再阅才终止阅读的。当然大部分内容我已在竭力压抑着情绪的情况下看完。
似乎很多时间没有这种情绪了。虽然网上也常能看到各种愤激不平的文字，但因大都是短小篇幅，揭示了社会问题的单一方面，心情坏一下便过去了，我知道那不是单一量化即可解除的问题，那是整个社会机制在不断改良中逐步消解的。但这回却是从内心深处将我彻底搅翻。我在心底大声叫着：中国人啊！我不知该用可悲还是可叹来形容这时候的准确心情。我明白一个事实：美国、日本、欧洲需要我们学习，是因为有本质上的差异，而韩国的发展，却是在同一异化的社会结构中提供了一个我们应该深入认真并且要努力学习的范本。
一个小国，一个几千年来亦步亦趋一直紧跟在中国这个大哥哥脚后跟行走的小弟弟，严格遵从中国孔孟儒教、程朱理学，并将其发扬到极致的国家，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无论文化还是经济都附属于中国，落后于中国很大距离的小国，竟然在短短四十年间极大跨度地超越了中国，并在很多方面令中国人感叹、敬佩。作者在一篇名为《三百年间三篇游记》的文章中非常形象生动的事实为我们展示这个戏剧性的变化。第一个是讲一个叫朴趾源的读书人在随朝鲜使臣访问中国时的所见所闻。即清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一支朝鲜使臣队伍从平壤出发，代表国王去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的旅行。朴趾源回国后，把所见所闻写成了《热河日记》一书。这本书从一个朝鲜人的视角，观察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朴趾源路上遇到普通农家，也要赞美一番：“周视铺置，皆整饬端方，无一事苟且弥缝之法，无一物委顿杂乱之形，虽牛栏猪栅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粪庤亦精丽如画。” 恐怕从来没有中国人用“精丽如画”这个词形容过“柴堆粪庤”。而一百一十三年后的1893年的秋天，中国武官聂士成考察东三省，顺路入朝鲜境，把所见所闻也写了一本日记，笔下所记几乎全是朝鲜的落后面貌。“人一小桌，器用铜质，腥闻不能入咽。”他到了富宁府，“城内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谈时务辄加菲薄，可憎可怜。”而到了又一个一百年后，出现一篇中国人出访韩国的游记：“与北京明显不同的是，汉城的街头没有我们这里享受惯了的纷扬的灰尘和污染的气流。
眼见之处，除了真正可称是纤尘不染的街道以外，就是大片大片碧绿的草坪。蓝蓝的天空如同刚刚水洗过了一般，洁净清爽；白云悠悠，似天马行空。”同样也说到了厕所：“汉城的公共设施很完备，最感慨的是公厕。不要说宾馆饭店的厕所，就是小到几有几张餐桌的小店其厕所都十分干净。我从来没有见过收费的厕所，但所有的公厕都提供卫生纸设备和镜子，大单位的厕所还有供残疾人用的专位，设计得十分周到。相比之下我们许多公众场合的厕所简直令人可怕。人家那把厕所叫做化妆间，真是名符其实，我在那总能看到韩国妇女在镜前画目描眉。”当然还有很多表现韩国人优于我们很多的素质的描写这里不一一列举了。但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韩国人在富裕了之后既没有丢弃任何传统文化和道德习俗中宝贵的东西，而且还将它们发扬光大，这一点与中国的现实是截然相反的。从这些事例中我们的心理承受的是怎样的冲击？当年，现在。现在，当年。呵呵，如今，在统观全局综看历史的人看来，这一切简直太可笑太微妙了。如果说这时候面对这些问题的中国人心里没有一点羞耻哪怕是一点尴尬呢，我想都不是太正常。
韩国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作者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的渊源与中国作对比和探索，让人较为清楚地明白两个国家发展结果之所以有如此的不同，也是有其特点和根本性的。虽然明白了多灾多难的中国在政权反复更迭下，人性和文化被一次次奴化、宰割和掠夺有其必然的麻木冷漠自私的特点，但也不能就此成为中国应该成为一盘散沙的辩词。而韩国的民族主义也是它走上世界强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多成功的事例都跟这个国家人民的血性民族主义情绪有关。这让我再次想起鲁迅先生那句话：“中国人从来没有争取到人的价值，仅多是奴隶的价格。”比如金融危机时期韩国上下的献金运动，足球赛上，包括2002年在韩国举行的那届世界杯赛上，最终能战胜日本的事实这都跟他们的内心激情即民族主义情感有重要联系。而中国人的软弱、自私，关键时刻无集体意识、无冲击意志都是历次失败包括足球的不振兴的最大因素。而在发展问题上，作者重点从韩国的政策策略的不同来论证两国的差异。比如从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教育投资比重的超强推行上，从环境保护的严格施行上，从反腐败问题的执行方式和态度问题上给我们提供了足让人惊讶羡叹的范本。最精彩的关于腐败的那部分，着实让人看到一位用严谨态度严密事实和论据著文者的功夫。而腐败问题却是困扰任何一个国家经济问题的大事，腐败的不能治理，将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问题是当一个国家面临着近似经济结构下的腐败问题和相似的腐败产生根源和性质时，人家是怎样取得成功的。这是那些高层该认真一阅的。当然关于教育投入的问题亦是一个让人再度警醒的问题。可以说，正是教育的高度重视才使韩国有可能迅速发展起来的关键，其施行方式和策略让人深思。
西谚云：“狐狸知道很多小巧，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我想这正验证了两个同源民族的不同性情。不用多言，中国人的耍滑、投机、算计在世界上是很出名了，很多朋友都反映，接触的很多外国人包括韩国人，都感到他们是那么单纯正直。这决无贬己褒人之意，前面说了，中国人性情发展到今天这地步实在有它苦不堪言的演变历程。只是我们不能用那些无形的东西为我们今天的不足辩护，正如作者在书中最后所言“天底下并没有‘中国特色’或者‘劣根性’的‘非典型’绝症。因此，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种种‘缺点毛病’并不可怕。适用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方子到了中国，大抵也会药到病除。但是，如果我们非得坚持‘中国特色’的诊断，采取‘中国特色’的疗法，只在家里跳大神，或者走街串巷找什么‘猪肉炖大枣’‘糖水熬白梨’之类的偏方，那可是真正的危险了。”
（100009 北京市东城区地外大街拐棒胡同10号）
关于本书
韩国比中国少了什么？（1）
韩国比中国少了什么？
武建平
满族还没入关，朝鲜就开始给满洲奉表称臣，遣使进贡，直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一直都是朝鲜的宗主国。虽说乾隆皇帝“皇恩浩荡”，把朝鲜排在《皇清职供志》中“宾礼”的第一个，可朝鲜君主还是不断地来朝进贡。据何伟亚统计，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直到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朝鲜总共遣使450次以上。也许朝鲜是对清帝国最恭敬的藩国了。
所以，要是眼下正每天在电视上甩着大辫子晃来晃去的乾隆皇帝知道，他子孙后辈们如今要说“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不知道他该要气成什么样子。
自然，这事怪不得这本书的作者张宏杰先生。毕竟，无论是谁都得承认，自打甲午战争起，中国就早不是什么马戛尔尼眼中那个“世界上人最多也最富裕”的帝国了，连日本都打不过，还有什么脸面充世界一流强国？于是乎，曾国藩李鸿章们嚷嚷说，中国器物不如人；康有为梁启超们嚷嚷说，中国制度不如人；胡适之陈独秀们嚷嚷说，中国文化不如人。到了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健将们干脆说，中国从老根子上就坏了，就不该生长在这么大的大陆上。说来也是，要是中国本来生长的地方也像不列颠那样在海洋上，指不定中国今天也是世界一流强国了呢。
可是，“不如人”那要看是跟谁比。“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都是跟欧美比较得出的结论。要说中国跟韩国比较，就我有限的阅读视野而言，这还是生来头一遭碰到。
可是，既然是比较，就得注意，比较的对象一定得跟自己有可比性。可是，我却没看出来韩国跟中国的可比性到底在哪儿。
是的，我们都得承认，中国足球逢韩必输；李成延下了跪，赵薇至今没有向国人谢罪；韩国人都断了指头，中国人连上个钓鱼岛都还有人在国内骂骂咧咧；韩国都要把端午节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了，中国连放个假都不行。可是，这些能说明什么呢？
我倒想建议张先生：在作这样的比较之前，最好先比较一下韩国跟日本，看这两个国家有多少相似之处，再来讲什么中国与韩国有多少不同之处。
张先生讲了一个故事。汉城举办奥运会时，一些沿街的店面需要拆掉，只给不多的补偿，店主蒙受了很大的损失。然而，所有的店主都积极配合政府的行动，没有一个拖延时间，无理取闹。他们说，这是为了韩国的面子。
可是张先生有没有想过，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呢？我想，少不了的是无数人跳着脚骂这个人缺乏法律意识，不知道保卫私有财产。连弓琳交了个党费，都至今余音袅袅，徘徊不去，且不说某“新锐学者”的口诛笔伐，就是网上的议论也乱成了一窝蜂，谁还敢做这样的傻事呢？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说穿了，张先生的意思无非是启蒙，启无知大众之蒙。
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们喜欢比较中西文化，那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是进化论者，相信历史进步，西方所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是具有历史普遍意义的社会形态，相信“文化决定论”，所以，他们的问题意识始终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但是，既然韩国跟中国放在一起比较了，我们就得问，韩国的道路有没有历史普遍意义？如果有，比较就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比较也就没有意义。
以我的浅见，韩国的道路是没有历史普遍意义的。在很大程度上，韩国—也包括东亚四小龙—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物，是冷战的产物。韩国没有中国这样沉重的历史文化负担，没有中国这样复杂的近现代历史遭遇，也没有这样复杂的国情这样多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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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比中国少了什么？（2）
直到今天，韩国的经济制度到底能不能算好，恐怕仍然有很值得再商榷的地方，这只要想想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中国学术界的反应就可以了。
至于说韩国的“新儒家”意识形态，用朱学勤喜欢说的话讲，历史不是这样展开的，不是观念影响历史，而是历史影响观念，不是有了新儒家才有了东亚四小龙，而是有了东亚四小龙才有了新儒家。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不外乎集权政治、儒家意识形态再加上经济的飞速增长，而这在近几年已经遭到了普遍的否定，这里就不必再多说了。自从阿玛蒂亚·森在中国走红之后，这种所谓的发展遭遇的非难就更多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发展应该以人们的生活中享有的自由的多少来衡量，而不是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韩国离开集权政治到底有几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总不能说李承晚、朴正熙这些军事独裁者对韩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吧？
可是，张先生却好像是很欣赏朴正熙的，化腐朽为神奇。做到这一点，张先生是通过对中韩两国的民族主义的比较实现的。也刚好是在这一点上，张先生与其他的启蒙主义者们显得相当不同。在朱学勤看来，民族主义是五四留下的两个病灶之一，而在张先生这里，民族主义则似乎有可能被转换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考察近代世界历史，就会发现，民族主义并不像朱先生说的那样只是纯粹的病灶，也不是张先生一厢情愿地认为的那样，而是一种同时兼具破坏性与建设性的意识形态力量。
即使在今天大多数启蒙主义者那里，虽然他们在嘴上对民族主义千般批判万般指责，而事实上他们的出发点最后归结起来，无非是一点，也就是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发展”不利。而这种潜意识恰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与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对传统的攻击一样，一切都是看对中国的“发展”是不是有利。今天也许要稍微好一些，毕竟，有许多人把国家与个人分离了开来，把国家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分离了开来。
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杜赞奇考察了近代以来对中国历史的书写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历史的书写刚好就是一个民族主体意识建构的过程，完全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完全的学术研究。比如顾颉刚，早期是攻击传统最厉害的人，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也开始注意从另一个角度阐发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见解。千言万语，都可以归结为章太炎的一句老话：之所以研究历史，就是要激发民族心。
那么韩国呢？以2002年世界杯为例，许多人认为，韩国队之所以能过关斩将，就是因为场外观众与场上的球员心中共有的爱国心。我们当然为这种精神感动，可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刚好就是那一届世界杯，让真正的球迷们感到悲哀，因为它被从一种体育运动转换成了一个全民族的政治性狂热行为，甚至为了取得民族荣誉可以使用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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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比中国少了什么？（3）
民族主义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意识形态，它在各种意识形态中，最容易实现国家动员，使一个民族卷入集体的狂热之中，完全忘却别人正当的利益诉求。希特勒赖以发动德国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是这种力量，也是把民族主义从简单的情绪变成一种理论言说的学术大师马克斯·韦伯生前所最担心的事。在韦伯看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往往是盲目的、幼稚的，易于被某种政治动机所利用，所以他始终呼吁德国成长为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也刚好是因为此，在1990年代《中国可以说不》式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文化现象的时候，已经避居香港好几年了的甘阳重新提出了韦伯的观点：政治成熟。只可惜，“政治成熟”迄今在中国不但没有丝毫进步，而且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
虽然张先生对中韩两国的民族主义所做的比较只占全书的一节，然而，综观全书，不难发现，为张先生所赞叹的那些韩国人的优秀之处几乎都是出于民族主义情绪。比起韩国来，中国人是显得狭隘，不团结，自私自利，然而，也正是因此，中国人才显得比韩国人更符号儒家最重要的概念—中庸的要求的。
这样，我们似乎也跟着张先生到了全书的曲终奏雅之处：国民性。
张先生说，天底下并没有“中国特色”或者“劣根性”的“非典型”绝症。因此，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种种“缺点毛病”并不可怕。适用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方子到了中国，大抵也会药到病除。但是，如果我们非得坚持“中国特色”的诊断，采取“中国特色”的疗法，只在家里跳大神，或者走街串巷找什么“猪肉炖大枣”、“糖水熬白梨”之类的偏方，那可是真正的危险了。
换句话说，张先生延续了五四那一代启蒙思想家的一个基本信念，即国民性是可以通过文化启蒙实现改造的。然而，朱学勤多次提到，正是这种信念导致了“文革”的发生。“文革”之所以为“文化大革命”，就在于它本身最重要的一点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即完成五四所未能完成的任务。同样背负着启蒙的潜意识，我不知道，为什么张先生与朱先生得出的结论却是如此之不同。
在书中，张先生的忧患意识跃然纸上。然而，忧患意识过于强烈的人往往过于相信自己的理性了，以为自己所知道的是别人所不具备的，所以就总是试图以一种未免谵妄的启蒙者的姿态教导其他人。而这一点早在鲁迅那里就已经开始反思了，夏榆的死不仅没有完成启蒙的任务，而且成了被启蒙者们的“血馒头”。
为什么会这样？当五四过去已经80多年，新启蒙运动也已过去20多年了的时候，我们是该认真地重新思考康德的那个问题了：什么是启蒙？
（310006 杭州市浣纱路159号 武孝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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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1）
模式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
张晓波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试图回答韩国模式成功的原因
近年来，时常听见“韩流”一词，这股韩国风，夹着电影、偶像电视剧、歌曲的威力，把我国观众吹得神魂颠倒。VCD套装电视剧、ASTRO的凤凰卫视频道的韩国电视剧场等，更使观众们废寝忘食（在电视机前吃饭，食不知味，是为忘食；校好闹钟，凌晨起床看重播，是为废寝）。“韩流”在中国的风头正劲已是不争的事实。安在旭、HOT、NRG、刘承峻、李政贤们在工人体育馆、首都体育馆、中华世纪坛乃至大江南北高歌狂舞，引来哈韩族们尖声喝彩；金喜善、张东健、崔真实、沈银河、安圣基们在银幕与荧屏空间演绎浪漫的爱情故事，令我们彻夜难眠，挥之不去。
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又一次陷入了从国外漂来的流行文化的漩涡之中，就好像八十年代初日本的电视连续剧风靡大陆，九十年代好莱坞席卷中国，而现在，新的流行是“韩流”。而且是以更令人目不暇接的方式出现，真让人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叹。那么，追问一句，为什么韩国流行文化在今日中国如此走红？本雅明早就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定位于一种文化生产，文化是生产系统中的一员，试问今日好莱坞的电影难道不是文化生产？而文化生产背后的现代化图景又是什么？—这似乎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张宏杰先生的文化随笔集《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试图为我们回答韩国模式成功的原因。
韩国现代化的文化模式
从文化角度看，东北亚6国（中、日、韩、朝、蒙、俄）的现代化道路，从模式上划分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为“物质强国型”（即“工业强国型”，以俄国为代表），一种为“文化强国型”（以韩国为代表）。韩国以突出文化（包括教育），以文化趋动经济的现代化道路，走出了与西方及前苏东国家很是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被西方称之为“第三种工业文明”。那么，韩国的现代化模式有什么主要特征，它与“工业强国型”模式有什么不同，这种模式具有什么优势或劣势？马克斯·韦伯所创立的文化学（“韦伯学”）对当代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国家现代化与文化的关系。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中阐述了这样一个原理，即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有一种“核心精神”（价值取向），作为经济发展的“动源”，也作为一种“利益驱动”的节制或平衡，没有这样一种“精神”，便无法克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那些“发自人本性的欲望”，当然，也就无法实现现代化。“韦伯学”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这也正是“文化”被当代人越来越重视的原因。文化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张宏杰先生从文化视角发掘出韩国现代化动力要素中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性，尽管这并不是张宏杰先生的原创性见解，早在九十年代之初，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就引起了大陆学术界关于“儒家资本主义”的广泛探讨，时至今日，仍旧是学术界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但在《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一书之中，张宏杰先生的讨论与论述却不是空泛而谈，张先生详细举证了韩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扬，及此种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之中的动力因素，最后，他认为：“韩国人向我们证明了，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传统文化更主要的不是一个民族前进的阻碍，而是这个民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韩国人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自信地生存，必须有自己的深厚底气，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的祖先。韩国人向我们说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进步，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丰富和满足。”我认为，这种由事实举证，进而达到结论的论证手法是科学且实证的，也是颇能令人信服的。由此，可以进而得出结论，韩国的现代化图景是一种儒家文化的现代化努力，并是一种成功的努力，尽管韩国的现代化之中仍然存在巨大的问题，但他确实是一种儒家现代化的成功典型。
韩国经验可能是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图景?
关于本书
模式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2）
在本书的序言中，张宏杰先生就提出了一个颇为尖刻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他认为：“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而更接近于西欧。中国实行的是官僚统治，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而日本则实行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世袭等级制，天皇和幕府两个权力中心制，武士制度这些特征，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封建时期的西欧惊人的相似，而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因此，百年来中国以为的日本经验其实是不足取的，正因为传统建制的不同，使得日本经验无法在中国获得共融性。对于作者的这一观点，笔者认为有一定的启发性见解。
张宏杰先生提出的更重要的观点是韩国经验问题，也就是为什么韩国经验可能是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图景。基于对韩国传统问题的探讨与分析，他认为：“朝鲜在统治集团‘一切为了稳定’，‘千年万代享福’的政治目标下，方方面面学习中国，形成了比中国还要牢固和保守的专制社会。这种制度成功地达到了稳定的目标，使李朝维持了近五百年。然而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很难做制度上的变革。由于任何改革都要破坏旧的利益均衡，所以每走一步就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即使面临外来威胁，国难当头时也是如此。”正因此，“在西方的冲击来临之前，朝鲜社会存在着一切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惟一不同的是，它的弊端更加深重和顽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所有文化基因，都被朝鲜拷贝过去，并且发育得更清晰。所以，在中国现代化路上，韩国无疑是一面最好的镜子。观察韩国是如何破除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了解韩国如何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的要求结合起来，借鉴韩国在化蛹为蝶过程中的悲欢苦乐，吸取她的经验，知道她的教训，对中国无疑是有益的。”平心而论，张宏杰先生的这些论述还是基于儒家资本主义的范畴之中，亦即认为儒家文化能开辟独立的资本主义，并实现儒家资本主义。正因为日本的传统文化以及制度模式不在儒家范畴之中，所以日本经验不足取，而韩国正是比中国更儒家的儒家文化，因此，韩国经验当为比中国更足取的资本主义范式。有幸的是。张宏杰先生作此论述，并不是空口宏论，他作了很多有益的文化比较研究与及对韩国文化的深入考察，但儒家资本主义的论述是否真正是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图景，此一论题尚值得深入论证。
模式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
总之，韩国的现代化模式，具有兼收其他模式优点的性质，并能从跻身世界市场后的地位，从发挥自身经济优势的角度出发来制定自己的现代化战略，其中也包括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因此，韩国现代化模式不仅颇具特点，也代表了世界现代化中一种高于前两种，处于优势地位的思路或模式。当然，我们肯定韩国现代化模式，并不是说它完美无缺，尽如人意，相反，它有许多缺欠，20世纪90年代中期爆发的金融危机证明了这一点。从模式上说，如家族式企业制度、压制青年及政企垂直领导等，都是弊病。在模式实施中，过分依靠和资助大企业，形成大企业章鱼式的发展模式，对大企业过度投资等的结果造成高负债和倒闭等等都是证明。因忽视中小企业，又造成国家经济基础不牢固，而且，权威主义的主导经济又直接造成各种腐败等等。韩国模式弊病不少，仍需不断修补完善。在这里之所以肯定韩国模式，主要是因为韩国模式是世界现代化中“文化模式”的代表，在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之际，这种模式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马连道路11号一商大厦二层卓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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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少了什么（1）
中国人少了什么
石勇
文化随笔集《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能回答着个问题吗？中国人少了什么？一提起韩国，我们便觉得心虚气短。中国足球队屡屡败在韩国队脚下，以至想要战胜他们，似乎比登天还难。面对西亚球队，中国队尚还勉强过关，可一面对韩国队，这些人高马大、待遇丰厚的“小伙子”就脚下发软。“恐韩”已经成为“足球界”的一种“情结”，就如同那些奶油小生和“蛋白质女孩”们的“哈韩”一样。
更让我们感到底气不足的，是韩国人的爱国主义。2001年，赵薇穿日本军旗服装引起国人的一片哗然，是谓“军旗装事件”。但奇怪的是，竟然有许多人着意为赵薇开脱，他们甚至还反过来谴责中国人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而赵薇也轻描淡写地将这一切归结为自己的“无知”。这种事情要是放在曾经同样饱受日本摧残的韩国，情况将会是怎样？李成延的“慰安妇写真事件”作出了回答。这次事件激起的韩国人的怒火，足以让一切胆敢朝一个民族的伤口再加一把盐的有心无心、有知无知的“败类”胆寒。可能中国人永远也体会不到那是一种怎样的因耻辱而激起的对民族和国家的达至偏执的热爱。很快李成延便跪着谢罪，请求宽恕，在韩国其“星途”亦有可能彻底葬送。相关娱乐公司负责人当场削发下跪向国民谢罪。发表有同情言论的议员被迫辞职，成为永难洗掉的政治污点。
中国人真是太容易无原则地宽恕一个深深伤害过自己的人了。而在这种看似美德的“国民性”背后，可以看出冷漠、猥琐和对自己民族、国家的不负责任。当别的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一分不少地要日本偿付战争赔偿时，受害最深的中国却宣布放弃战争赔款。一次次地表示友好和示弱，“以德服人”的后果却是遭到一次次毫不客气的羞辱。正因为缺乏对民族和国家负责，才会出现从“何智丽”到“小山智丽”的蜕变。也正因为如此，当韩国人拒买日货，并在经济危机中自发地“献金爱国运动”时，中国女人正以嫁给日本人为荣，正以用上日货来作为自己高档次的身份的表征。在这些表象背后，是不同的精神生态所导致的对待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态度以及为此而作出的努力的分野。这种不同的精神生态使中国与韩国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迅速区别开来，无论在经济发展、国民素质、政治文明、文化观念上，韩国都远远地将中国甩在了后面。
一个曾经是中国附属国的国家，一个在朝鲜战争中其青年被志愿军打得抱头鼠窜的国家，一个崇奉儒家文化并曾经对中国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民族，一个用汉字的民族，一个在几十年前还和中国一样贫穷落后的民族，在短短的几十年间，竟然奇迹般地跃升为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转而成为中国发展的榜样。面对这种奇迹，我们不由得想问：中国人比韩国人缺少了什么？
青年作家张宏杰力图对此作出回答。他的文化随笔集《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就是这种回答的一个重要的尝试。他似乎想纠正一下国人的思维偏见：在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同时，与中国非常相似的韩国无疑是一个更为现实的榜样。无论如何，韩国的文化背景，以及经济起飞前国内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与中国没有多大的区别。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可以移植，却不一定能得到文化环境的养料的滋养。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的发展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的现实经验。张宏杰由此从“国民性”比较，中韩两国对待传统的不同态度，民族主义思潮在两国的不同表现和命运，韩国的反腐之路对中国的启示，中韩两国的教育比较，韩国怎么解决农村问题，以及中韩面对有争议的领土的不同态度进行了研究。这种分析框架虽然不够全面，但已足以把问题反映出来并对答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在张宏杰的笔下，优美的叙述背后是触目惊心的对比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向国人介绍韩国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以韩国之长攻中国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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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少了什么（2）
恰恰就是因为中韩两国在历史上多么的相似，以至韩国就像是一个复制过去的小型的中国；也恰恰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遇到的事情几乎已经被韩国所遭遇，所以它的发展经验为中国的学习借鉴提供了一种现实主义的逻辑。这种视角所植根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的相似超过了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在儒家文化的覆盖圈内，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信守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其古制近乎一种儒家文化的“原教旨主义”。但也恰恰是因为对这种未遭到多大的政治玷污和经济解构的传统的坚持，韩国人表现出了极高的道德水平。在中国，一个人如果倒在大街上，那么围观上来的大多数人只是看热闹的看客，而在韩国则只可能是施救者。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文革”的“破四旧”，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虽然仍然有“新儒家”在苦苦支撑，但传统文化可以说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无信仰而逐实利的中国人自然也随着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起舞。这使得中国成为一盘散沙，就像是一个尔虞我诈的团体，人人各怀鬼胎。诚信和社会公德，以及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心缺失影响到了反腐、教育、“三农”等问题，并使中国的现代化历程雪上加霜。
韩国的成功模式是西方民主政体、经济制度与儒家传统文化的成功结合。这点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中国恰恰相反，儒家文化已支离破碎，而西方民主政体尚无踪影。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在极权政治的介入下，权力资本粉碎了经济民主的可能。因此，腐败除了人的道德素质外，制度承担了主要的责任，而民主政治的缺失正是中国的不幸。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双重缺失的背景中，对一个国家发展基础的忽视给中国的未来蒙上了浓重的阴影。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建立在具有现代教育背景的人群的“群集”上，而中国在“义务教育”口号下出现的“希望工程”和官员巨额的吃喝花销以及贪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教育产业化”中，对社会上层的结构的变相垄断更导致中国社会结构更深一层的断裂。而反观韩国解决农村问题的举措，我们确实应该羞愧。我们对特权思想的崇奉，对社会不公的容忍令人吃惊。当韩国的农村问题尚不构成一个大的问题时，它立即启动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使城乡之间缩小到可以忍受的差距。而我们长期以来对农民的榨吸即使积累到孕育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仍然无法阻止它的惯性。
因此，如果要问我们比韩国缺少什么，那么我们缺少很多，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我们比他们更缺少血性。我们没有他们敬业。在他们面前，我们简直没有社会公德。他们比我们更有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在张宏杰的笔下，从厕所也能看出问题：当我们的厕所正恶臭熏天时，他们已经让厕所干干净净，甚至香气扑鼻。从一个厕所固然不能说就反映一切，但它毕竟可以折射出许多东西。当我们看到这些、想到这些时，我们必须承认，宇宙已经巨变，许多曾经存在的东西都已经灰飞烟灭。当一个世纪前韩国人看到中国的厕所都要赞美一通而现在的中国人看到韩国厕所同样如法炮制时，时空和对象已经移位。这个时候，学习，既不自卑也不盲目崇拜是最为理性的。自负只是一种意淫，自卑则是一种自毁。当韩人都要“抢注”端午节时，我们怎么还能醉眼朦胧，不辨东西呢？我们只能搜寻一下我们拥有什么东西，打落了什么东西，而又该学习什么东西。而这本书也正如作者所说，其“借鉴”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550508 福泉市贵州宏福总公司牛场生活区23号楼 石求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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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惊心动魄的书（1）
一本惊心动魄的书
蓝领
为什么中国足球总踢不过韩国？为什么日本政府向韩国道歉而不向中国道歉？为什么韩国人不坐外国车而中国人热爱外国车？为什么小小的韩国能掀起“韩流”，淹没东亚特别是中国数亿家庭的电视频道？中韩两国的文化背景如此相近，为什么韩国的发展比中国要迅速得多合理得多？
随着中国人对韩国越来越熟悉，中国人对韩国人的问号也越来越多。《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这本书解答了这些问题。
作者张宏杰认为，韩国人和中国人秉性上确实有不同之处。由于历史和地理、气候原因，韩国人和中国人性格一刚一柔。文化的发达和烂熟，使中国人过于圆滑和精明。而朝鲜社会长期经济十分落后，朝鲜人身上也保留了更多的质朴本性。
韩国人和中国人的另一个不同是一个急躁一个从容。韩国人最常用的口头语是“快点快点”，而中国人的慢性子也是闻名遐迩。作者认为，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同样在于地理因素。由于面积小人口少，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反应能够相当迅速。而中国的体积使它的动作不能不缓慢悠然。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任何一项措施，慎之又慎，否则很可能覆水难收。这就像一只大象，再怎么敏捷，看上去也是笨头笨脑。于是，中国政治家选择了偷懒的办法，什么事都一刀切，什么事都按旧例来。遇到矛盾最佳选择就是进行搁置，不予处理。所以，科学理性的管理最终在西欧小国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大国萌芽发展起来，并且在韩国这样的小国被迅速应用。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的另一面。
如果仅仅得出这些结论，那么，这本书不过是重复了“民族性”、“劣根性”的老调。让我们意外的是，作者敏捷地从这些分析中跳出来，指出，民族性格的不同，并不是造成中韩两国社会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相反，是近几十年中韩两国社会发展方式的不同，进一步造成了两国国民性格的不同。
作者认为，百多年来关于中国人“劣根性”的指责，其实是一种误解。并不是只有中国人酷爱随地吐痰，甚至到了1731年欧洲还在随地大小便。中世纪的欧洲《礼仪书》中说：“痰不要吐到桌子上，也不要飞过桌子。”至少到那个时候，我们比现在的欧洲白人要文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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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惊心动魄的书（2）
在六十年代以前，韩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韩国人也是世界上最被人瞧不起的民族。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甚至把朝鲜亡国归因于朝鲜人的国民性。他认为朝鲜人是个窝里斗比中国还严重，性格阴险，贪图安逸的民族。韩国人自己也承认民族性存在着致命缺陷。朴正熙上台的宣言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韩国人缺乏独立精神，懒惰，自私自利，相互憎恨和宗派主义。他号召韩国人改造国民性。而在几十年后，韩国人在世界上以团结、民族主义、勤奋好强、整洁、认真而闻名。
通过观察韩国人国民性的变化，作者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国民性”。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现代化的社会性格。散漫，一盘散沙，这和小农社会生活节律相适应；不敢独立思考，这是专制社会培养出来的顺民品质；而缺乏自尊，动物式生存，则反映了严酷的生存条件对人性的扭曲。
所以，作者把“劣根性”或者所谓的“中国国民性”改名为“前现代化社会性格”。作者说，我们社会中屡屡为人批评的没有公德心，不遵守规则，即是因前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使广大民众没有充分体会到国家主人的感觉和对规则的充分信任，他们自我感觉基本还是几千年来被政府管理的被动者，所以没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责任心和积极性。所以他们往市政府的广场上乱扔垃圾。在他们的眼里，这个耗资巨大的广场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不考虑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员们的政绩工程，所以他们激不起珍惜之情。
一个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维误区，不改变自己错误的行为模式，而仅仅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样，一个民族，不谋求社会机制的改革，而单纯要改变落后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现代化的社会，才能产生“现代性格”，否则，无论用多么大的力量去进行思想改造，进行宣传鼓动，进行典型引路，都如沙上建塔，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本末倒置。
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因此存在许多缺陷。只有像韩国人那样奋然前行，用大力气去改变社会制度机制中至今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合理，才能使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发生根本性改变。反思国民性的努力应该最终指向对制度对经历的反思。只有在中国真正雄起在世界上之后，只有在一个成功、公平、每个人都能扬眉吐气的社会里，中国人才能重拾春秋的刚强和盛唐的自信，重新找回一个泱泱大国人民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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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崭新的命题（1）
中国人崭新的命题：“向韩国人学习”
红领
去年在网上看到两个广为流传的帖子，名字叫《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些什么》和《中国人韩国人国民性比较研究》，后面跟帖汹涌，叫好声无数。作者在帖子里列举了中国人和韩国人的种种不同：韩国人性情刚烈，对日本人睚眦必报；中国人宽容大度，对日本以德报怨；韩国人凝聚力强，中国人很久以来被称作一盘散沙；韩国人热爱传统文化，中国人却当作四旧砸得粉碎；韩国人以教育先行推动社会发展，中国人以牺牲教育来追求经济发展……
这两个帖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看到《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这本书，发现作者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两个帖子的作者，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本。读过之后，我的感觉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读龙应台《野火集》的那一刻。这本书从中国人与韩国人的不同点出发，对中韩两国的社会发展作了全面对比。这样振聋发聩，引人深思，让人惊心动魄，热血沸腾的书，在近年看似热闹的图书市场上，实在是太少了。
韩国之所以应该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迅速崛起，更因为它是在与中国完全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崛起的。谁料到，几十年后，中国和韩国，分别成为东亚文化圈中现代化转型最快和最慢的两个代表。
对比中韩两国二战后的发展，我们吃惊地发现，几乎在所有的主要方面，韩国的发展都比中国更有效率，更合理。在困扰我们的诸多重大问题上，比如农村问题、教育问题、收入差距问题、民族凝聚力问题、如何对待文化传统问题以及领土争端问题上，韩国人都为我们作出了相当漂亮的榜样。
作者张宏杰对比了中韩两国在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上处理方法的不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韩国的经济发展比中国迅速，不仅在人均的量上，而且在质上，都优于中国。
韩国在社会发展中重视根本因素。韩国人对教育极其重视，对科技极其重视，对环境极其重视。而中国的社会发展到现在为止，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发展，以牺牲教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在发展中不断破坏着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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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崭新的命题（2）
韩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有明确的规划和强有力的手段，对出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农村问题，及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措施，扭转了发展的偏差。而中国的发展是“摸石头过河”的，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并且积重难返。
韩国的社会发展充分利用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韩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信，对本民族传统非常尊重，献金运动、举办奥运使韩国人以国为家的精神闻名世界。而中国缺乏韩国如此强烈的民族凝聚力，文化虚无主义盛行，文化自卑心理严重，文化传统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遭到严重破坏。
之所以呈现这些不同，除了两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不同之外，自身的政策选择也大相径庭。韩国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把那些我们所曾有的，而后来又被我们所扭曲使用或者所摒弃的东西—儒教社会文化传统，集体主义观念，甚至群众运动方式—与日本和美国强行推销给他们的现代制度结合起来。
这些年来，韩国这个原来默默无闻的小国现在越来越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但是，中国人的关注更多地还停留在韩剧、韩流、韩国汽车、手机上面，停留在韩国经济发展方式上面，缺乏对这个民族精神和社会的深入探究。
作者说：“但是，虽然韩国人在社会发展上为我们作出了如此出色的榜样，冒着巨大风险为身边的文化母体作了一系列成功的试验，可是中国人却视而不见。我们热心于学习美国，学习日本，闭着眼睛摸石头过河，却不愿意多看身边的韩国几眼。”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向韩国人学习。”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拜过无数的老师。我们曾经向英国人学习，曾经“以日为师”，曾经“学习苏联老大哥”，也曾经向美国人学习，可是，学习的效果似乎都不怎么样。现在，似乎又轮到向自己以前的学生韩国学习了。这一次，我们的成绩会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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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
第1章 不一样的日本（1）
韩国与中国之间有太多的相同，从文化传统到风俗习惯。在经济起飞前，韩国社会与中国社会有着高度的同质性。
甲午战争后，特别是二战后，这两个文化双胞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韩国人选择了“权威资本主义”，中国则在计划经济之后又选择了改革开放。两国的社会发展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巨大不同：
韩国的经济发展比中国迅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十倍。韩国经济不仅在人均的量上，而且在质上，都优于中国。
韩国在社会发展中重视根本因素。韩国人对教育极其重视，对科技极其重视，对环境极其重视。而中国的社会发展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发展，以牺牲教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在发展中，不断破坏着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韩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有明确的规划和强有力的手段，对出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农村问题，及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措施，扭转了发展的偏差。而中国的发展是“摸石头过河”的，是拖延和积累问题的，因为政治纪律的松懈，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并且积重难返。
韩国的社会发展充分利用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韩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信，对本民族传统非常尊重，献金运动、举办奥运使韩国人以国为家的精神闻名世界。而中国缺乏韩国如此强烈的民族凝聚力，文化虚无主义盛行，文化自卑心理严重，文化传统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遭到彻底破坏。
之所以呈现这些不同，除了两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不同之外，自身的政策选择也大相径庭。韩国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把那些我们所曾有的，而后来又被我们所扭曲使用或者所摒弃的东西：儒教社会文化传统、集体主义观念、甚至群众运动方式，与日本和美国强行推销给他们的现代制度结合起来。
虽然韩国人在社会发展上为我们做出了如此出色的榜样，可是中国人却视而不见。我们坚持摸石头过河，却不愿意多看几眼身边的韩国。这本书通过十余篇文化随笔和“软论文”，以感性与理性结合的富于热情的笔法，探讨了中韩两国在社会发展中的相同和不同，向国人介绍了韩国经验，以韩国之长攻中国之短，以期引起国人的反思。
这本书在开篇《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些什么》这篇文化随笔中，从文化角度集中对比了中国人与韩国人精神上的差距，讨论了我们应该向韩国人学习些什么。在《中国人韩国人国民性比较研究》中以文化随笔的方式，讨论了究竟是否存在所谓的文化“劣根性”。结论是民族性格是社会制度和民族经历的产物，所谓“劣根性”，实际上是一种“前现代化社会性格”，并非中国人所独有。适用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方子到了中国，大抵也会药到病除。而在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里，我们必须特别重视韩国，因为韩国是在与中国几乎完全一样土壤上取得的成功。在《韩国人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韩国人如何发展教育》、《韩国人如何反腐败》等文章中，着力对比了韩国与中国在对待传统文化、在发展教育、在解决农村问题等方面的异同，介绍了韩国在这些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以期对中国的发展有所借鉴。在附集中，收录了几篇有深度的关于韩国社会发展的学术著作，以及我关于东亚文化圈的另一篇文化随笔，以作为补充。
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
第1章 不一样的日本（1）
当西方人驾驶着蒸汽轮船出现在亚洲东部海岸时，使他们惊讶的事有两件：一件是传说中的强大帝国中国的反应迟钝，不堪一击。另一件是日本在危机面前表现出的明智和敏捷。
没有一个国家能象日本人那样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做出反应。通过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方，短短四十多年，它就从一个蕞尔小国摇身一变为世界性大国。而老大帝国中国却陷入失败的泥沼，现代化进程经历了重重挫折和艰辛，直到一百年后的1949年才摆脱了政治上的混乱状态，而经济上仍处于前工业化时期。
日本的成功和中国的失败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以至于向日本学习在不久以后就成了中国人的共识。1898年，康有为对光绪皇帝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国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当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1907年，出使日本的大臣达寿对光绪的敌人慈禧也说了类似的话：“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形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故于各国得一借镜之资，实不啻于日本得一前车鉴，事半功倍，效验昭然。”孙中山在日本的横滨剪掉了辫子，起了日本名字，穿上了日本人裁制的西服，发誓要把中国变得和日本一样强大。至于留日学生蒋介石，更是把从日本得来的经验作为自己重要的精神财富，终生不改在日本养成的生活习惯。及至中国再度打开国门的1980年代，介绍日本经济建设经验，号召中国人向日本学习的书籍连篇累牍，日本再度成为中国改革的头号老师。
然而，百年学习的效果却差强人意。康有为的变法迅速失败，除了帮助光绪皇帝发布上百道空疏无用的诏书，对中国社会并无改变。慈禧皇太后学习日本的宪政，亦步亦趋，“期与日本比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立宪运动最后成了一场闹剧。孙中山蒋介石两代人的努力，也并没有使中国真正统一和强大起来，反而在一九四五年以后，让中国再次陷入腐败和混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再度开始向西方学习，所走路线却与日本大相径庭，而是更接近美国。
一系列的愿望与结果的擦肩而过，说明把日本经验嫁接移植到中国，技术难关还没有攻破。
原因就在于中国和日本的水土条件并不相同。
一提起日本，中国人脑海里习惯出现的词句就是“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是中国的学生，从中国搬去了长安城、搬去了四书五经，搬去了三国志、茶道与和服。所以，一百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中日两国国情相同，日本经验自然最容易学习掌握。
其实大谬。
日本人从来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他们似乎与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很大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并不是很容易表述。本尼·迪克特曾深有感触地说：“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地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李光耀则说得很直接：“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在西方人看来，日本象一个被复制的小型中国。事实上，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而更接近于西欧。中国实行的是官僚统治，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而日本则实行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世袭等级制，天皇和幕府两个权力中心制，武士制这些特征，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封建时期的西欧惊人的相似，而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
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
第1章 不一样的日本（2）
学术性的解释不那么直观，那么举几个例子就一目了然了。
中国的皇帝握有全权，实行一言堂，一人说了算。而日本由高员们进行权力共享和集体决策。日本的天皇则很可怜，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首长，实际上连吃饭都靠别人。据说某一时代的天皇甚至穷得拿自己的字偷偷拿出去卖钱。（赖肖尔《日本人》）
中国独尊儒术，实行思想专制，儒家思想成为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僵化教条。而日本的统治阶层是世袭的武士，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知识分子们主要是参谋和幕僚，所以整个社会注重实际。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介绍外国形势。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对此书不加理睬，不久此书就在中国绝版，而日本人则视如珍宝，不断翻印。
中国历代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而日本统治阶层历来十分清廉，似乎根本不懂什么叫贪污。所以，日本人的现代化过程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腐败的困扰。
中国人古来崇尚多子多福。而日本人以马尔萨斯人口论前就自觉进行人口控制了。据说，德川时代的日本农民常用杀死婴儿的方式来减少人口。中国人极端重视家庭，而日本人更重视效忠集体。所以近代化以后日本人很快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而中国人一直被指责为一盘散沙。
中国几千年来不变的小农经济使得政治制度越来越僵化，官僚高高在上，商人地位低下。日本的商品经济程度很高，商人们甚至在经济上控制了诸侯，影响到决策。所以，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济很容易实现了转型，而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到现在依然根深蒂固。
中国自古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对周围国家不屑一顾。而日本自古以来对外界的风吹草动非常敏感，非常善于向别人学习。
……
日本人能够迅速走上现代化的坦途，与这个国家的上述特殊性密切相关。由于社会结构与现代化前的西欧相似，它在进行现代化转型的时候，遇到的阻力远比中国为小。日本经验只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对中国有效。中国象一个衰弱的老人，被压覆在沉重而僵硬的价值观念之下，套在僵化的专制政制之中，依靠着腐败、疲沓的官僚队伍，牵曳着小农经济的庞大人群，艰难跋涉在社会转型的痛苦过程中。
在中国身边，还跟着一个小同伴，她的身影看上去更加单薄和病弱。那就是朝鲜。
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
第2章 比中国更中国的朝鲜（1）
很久以来，朝鲜就被中华帝国的文化光芒所深深吸引，以作为中国最忠诚的属邦为荣。它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苟地向中国看齐，成了中国最教条的学生。韩鲜骄傲地自称“小中华”。朝鲜人长期看不起日本，原因就是日本天皇竟敢和中国皇帝一样自称为“皇”，并且对中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朝鲜学习中国是如此彻底，以致于它和中国的唯一区别是它比中国更顽固地坚持从中国学来的一切教条。
朝鲜李朝开国太祖李成桂学习宋朝太祖赵匡胤，发动兵变篡夺了王位。为了一家一姓统治万代，他照搬中国皇帝的统治术，重文轻武，大力推行儒家思想专制。
李朝也通过科举选拔官僚。李朝的科举和明朝一样，完全为束缚读书人的思想而设，规定读书人只能读四书五经，不许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考试与其说是选择官员，不如说是选拔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中举者擅长的只是四书五经中的道德教条，这些伦理教条对社会发展无益，对统治阶级却十分有用。李朝的官僚们和中国的情况一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垄断着政治权力、社会荣誉和物质财富。不劳而食既得利益使官僚们成为最保守的集团。”（尹保云：《儒教国家的现代化》）
李朝的朝廷和明朝一样，不断陷入权臣、太后、外戚、太监们盘根错节的政治斗争中，形成一个又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李朝的官场和明朝一样腐败。人们做官就是为了发财，当官前拼命跑官买官，当了官后拼命搜刮。官场腐败一直蔓延到监狱。
连朋党斗争都学得惟妙惟肖。官员们在朝廷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象明朝的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一样，朝鲜朝廷“东人”和“西人”，“老论”和“少论”之间的朋党斗争也是愈演愈烈。无论哪一派上台都要清洗另一派，动不动就是满门抄斩，斗得你死我活。明朝因为朋党斗争亡了国，朝鲜则因为朋党斗争，在16世纪日本入侵时也没有精力反抗。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束缚人民，把老百姓编成里甲，规定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在大明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而李朝做得更彻底，干脆就把老百姓当成了囚徒，实行号牌制度，每个人身上都得挂着号牌，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衙役们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
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
第2章 比中国更中国的朝鲜（2）
李朝和明朝一样，以稳定为最高目标，用官僚系统把社会控制得死死的，生怕出一点点乱子。为了怕老百姓集会妨碍社会稳定，李朝甚至不允许在首都之外有永久性的市场。李朝初期，“湖南”地区曾出现了由逃荒农民自发成立的永久性市场，朝廷认为是不安定因素，很快予以取缔。
更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的思想专制。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朝鲜民族的严格专一性格，朝鲜读书人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顽固不化地坚守程朱理学教条。他们类似于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把中国的程朱理学作为一门学问，而是作为万古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对绝对真理。他们要求全朝鲜对程朱理学的贯彻必须一丝不苟，一点也不能走样。正如韩国学者黄秉泰所说，韩国儒学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理学甚至在中国也没有受到这样崇高的礼遇。所以，朝鲜古代的知识分子比中国明朝的那些用礼教吃人的儒生更加走极端，更加不近人性。在他们主导下的朝廷的朋党斗争就比中国更加血腥，更加缺乏妥协。朝鲜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去追求思想上的绝对统一和专制，对任何异端邪说都毫不留情。所以，朝鲜儒学将社会各个方面粘合焊接成一块铁板，对任何变迁的冲击，最基本的反应就是排斥。
总而言之，朝鲜在统治集团“一切为了稳定”，“千年万代享福”的政治目标下，方方面面学习中国，形成了比中国还要牢固和保守的专制社会。这种制度成功地达到了稳定的目标，使李朝维持了近五百年。然而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很难做制度上的变革。由于任何改革都要破坏旧的利益均衡，所以每走一步就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即使面临外来威胁，国难当头时也是如此。
在西方的冲击来临之前，朝鲜社会存在着一切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唯一不同的是，它的弊端更加深重和顽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所有文化基因，都被朝鲜拷贝过去，并且发育得更清晰。所以，在中国现代化路上，韩国无疑是一面最好的镜子。观察韩国是如何破除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了解韩国如何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的要求结合起来，借鉴韩国在化蛹为蝶过程中的悲欢苦乐，吸取她的经验，知道她的教训，对中国无疑是有益的。
第1章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
一个留日的中国人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成了畅销书之后，书摊上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多写"鬼子兵"的书，象什么《鬼子兵的兽行》、《军妓血泪》之类。翻开来一看，竟然从头到尾都是地摊文学式的粗俗描写，那些追求感官刺激的标题和细节描写分明透露着写它的人和读它的人某种不见天日的欲念。
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人不能糟蹋的。这是一个性格里缺乏庄严气质的民族。
没听见谁为此而义愤填膺。中国人都是实用主义者，这个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什么事都见过了，她已经没了火气，什么事都能容忍什么事都能接受。是啊，这个民族可以争夺从自己的民族英雄身上剐下来的肉，因为据说这种肉可以治病；可以忍受那么残暴的征服和统治，只要能勉强活下去。那么，拿自己祖宗的痛楚和耻辱来卖钱，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第2章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
那一次回老家，和老一辈在土炕上闲扯，就聊到了自行车。族叔说，村里的第一台自行车是你远房二爷从县城骑回来的。骑回来那天全屯子都哄嚷动了，过节似的围着看。
我问：我二爷是干什么的？
翻译官。
翻译官？给谁？
日本人呗，那时候还有谁？
我大吃一惊：那不是汉奸吗？
族叔撇撇嘴表示不以为然：拿现在说是叫汉奸，那时候可正经风光过一阵，也没干过什么坏事。老百姓管给什么人办事，谁在上头给谁当差呗，什么时候不是混饭吃！
我的心扑腾一下。这满炕的黝黑淳朴的庄家汉的面孔一瞬间在我眼前有点变形。
我仿佛头一次想起，一九四五年以前，也就是老人们所说的"事变"以前，我故乡的这片土地，叫做“满洲国”。
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大爷，都曾经是日本人的顺民。就在我身边，这间房子的老式窗子上，就栓着一枚陈旧得乌黑发亮的满洲国硬币做划挡。
话题从日本人身上漫延开去，老人们纷纷谈起日本人是什么模样，曾经某某因为什么事被拉到县上，灌过辣椒水 ，灌得顺着头发根往外渗血。 谈起日本人强迫农民种鸦片，谈起日本人投降撤退时，全屯子人都到路边去看汽车。
我回过很多次老家，听过那么多的民间故事，听过那么多的“讲古”，听过那么多四里八村的奇闻怪事，可还是头一回听到老人们讲起日本人。如果不是由自行车引起的话题，他们似乎已经把日本人忘了。
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乡亲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过日子的人，日本人已经走了，看不着了，也不再回来了，还想着他干什么呢？这些老百姓，他们的生存似乎只是为了生存，只要能生存下去，他们不在乎别的什么。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
我的这些质朴而又健忘的父兄啊！他们对伤害过他们的人是那样的大度，过去就过去了。他们只顾眼前的日子。现在日本人又回来了，但是西装革履，文质彬彬，见人就点头，更关键的，他们的文件包里装着支票。虽然听说有些日本人还不承认战争罪行，经常说几句怪话，弄点事端，可是似乎无关大局。支票带在身上，原来的战犯现在就是贵宾，不管他认不认错。归根到底，认错不过是个形式而已，抵不上支票的实惠。套句老百姓的话，认咋地，不认又咋地。
智慧有许多种，据说最高一级的智慧是老子发明的，叫做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水从来不坚持什么，它可以适应任何环境，可以被挤压成任何形状，可以接纳任何污秽，可以消磨任何棱角，所以它的生命力最顽强。
据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因为中国人的性格象水。
第3章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
可是就在我们身边，却有人牢牢记着日本人的罪行。他们说：可以宽恕，但不会忘记。
韩国国会数年前通过一项决议，决定禁止所有参加过侵韩战争的日本老兵入境（不管身上带着多少金额的支票或现款），以此作为对日本拒不反省其战争罪行并发表不当言词的反应措施。韩国国会并且向中国人大发出建议，希望中国也采取同样措施。
去年四月，日本又一次因为教科书问题激怒了中韩等国。中国政府通过发言人表示了例行的愤慨和遗憾，而韩国却断然召回了驻日大使，愤怒的韩国人焚毁了日本国旗，许多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40多个社会团体呼吁人们抵制日本文化和日本商品。
直到今天，普通韩国人提起日本人当年的暴行依然咬牙切齿，日据时期耻辱的痛苦记忆渗透在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浸透了韩国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耻辱感几十年来时时刻刻象烈火一样烧灼着每个韩国人。现代韩国人建设韩国的成功努力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集体潜意识：为了证明韩国人绝不是劣等民族。举一个例子，在东亚足球圈里，韩国队和日本队每一次相遇，都必定是一次针尖对麦芒的剧烈碰撞，非要撞个你死我活。韩国队可以输给世界上任何一支球队，就是不能输给日本队，输给日本队，全国人都不答应。过去，他们没能在战场上挡住日本人，现在，他们把球场当作战场的延续，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日本人证明自己决不是懦夫！
上一次东亚十强赛日韩之战前，在韩国国内电脑网“千里眼” 中的《大家谈》栏目中，韩国球迷纷纷发表意见：
“韩国队一定要取胜，才能对得起祖先。可恶的日本人夺去了我爷爷的命。”
“日本人到现在还没有就侵略朝鲜一事进行过正式道歉，我们应该在球场上好好教训一下日本人。”
这真是一个眦捱必报血性十足的民族。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宽容，那么多的大度，那么多复杂的智慧。他们的国旗虽然用的是老子的八卦图案，但他们的性格却一点也不象水，而是象岩石，寸步不让。
在中国东北的许多城市里，都矗立着一些日式建筑，这是1945年前日本人的遗物。由于施工精良，大多数到现在还保存完好，还在继续发挥着余热，给城市的街头平添一些异国情调，有时甚至构成了城市一景。
而在韩国，这个做了三十多年日本殖民地的国家里，你却很少看到这样尖顶修身的日式建筑，不是没有过，而是都被韩国人拆了，就象为了抹去身体上的疤痕。有选择在留下几座，是作为国耻纪念馆。
第4章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
韩国原是东亚各国中的小兄弟。几千年来它就默默无闻地依偎在亚洲大陆的东北角，不声不响，很容易被人忽略。
是啊，乍一看去，这个小国没什么特点，平庸而不显眼。由于汉文化的巨大辐射力，这个小国被薰染得和中国那样相似，它的独特之处被相似淹没了。清代结束以前，中国官员到朝鲜，不用带翻译，因为汉字是朝鲜的官方语言。就是在今天，韩国已废除汉字，但是韩国最大的报纸《朝鲜日报》和著名的大企业集团“现代” 集团等的正式名称，都是用汉字书写的。韩国的民族服装，有着明显的唐宋遗风。韩国人的姓名也完全因袭中国。在世界各国中，中国人在韩国感受到的文化差异是最小的。
可是这些表面上的相似，却掩盖了中韩民族性格的巨大差异。
在漫长的过去，山高水长交通不便阻碍了人们发现这一差异。中国典籍中对朝鲜的记载不多，历代为数不多的造访过朝鲜的中国人只是注意到了这个小国的贫弱。
清光绪年间，聂士成在他访朝后的笔记中记叙了这样的情景：
“朝鲜民居，大都四合房屋，进门即席地坐。男子性惰，女子服役极苦。”
“（茂山）城内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谈时务辄更加菲薄，可憎可怜。”
“朝鲜人尚知求地利，但官民性习偷惰，恐难勤奋，可忧也。” （清：聂士成 《东游纪程》）
清朝末年，天朝大国的属国一个接一个地丧失，最后剩下一个朝鲜又被日本虎视眈眈，必欲吞之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居然提出这样一个设想：把朝鲜收为中国的一个省，置于中国的完全保护之下，以绝日人之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这个孱弱的民族。
且不说这样的设想是多么缺乏现代外交常识，多么缺乏战略可行性。通过这个想法，就可以看出，人们对韩族是多么缺乏了解，对他们的性格是多么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历史上，中国曾数次想吞并朝鲜。在中华帝国最为强大的隋唐盛世，隋炀帝和唐太宗这两个雄心勃勃的皇帝都曾提举国之兵东征朝鲜，结果都在这个海东小国的边城之下惨败而归。李鸿章好象忘了这一点，日本人也忘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不会被征服的民族。
而现在，韩国人有了充分的理由让世界重新认识他们。
第5章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
我对韩国的一点点了解，源于足球。
源于中国足球的“恐韩症” 。
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国，它的国家队几十年来却能安然接受总是在亚洲的二流球队中混日子的现实。数十年来，中国人在这项体育运动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可是进步始终就是那样若有若无。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中，足球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巴西人华丽，法国人浪漫，英国人骠悍，泰国人顽强。足球场上，反映出了中国人什么性格呢？
那十一条代表中国足球最高水平的汉子，在韩国人充满霸气的冲击之下，看上去总有些脚底发飘，心里发毛，领先一个球就患得患失，不思进取，一味龟缩防守，不管场面多难看，死乞白赖想要保住这个球拉倒。落后时同样提不起神，毫无斗志，一点也不着急，似乎输嬴与他们无关。
输了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十二次。
什么原因呢？体能？技术？战术？
开始抓体能，搞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体能测试，韩国人跑不死，我们也能跑不死。可还是不管用。
至于技术，连韩国人都承认中国队员的技术并不比他们差。
战术上从稳守反击到攻守平衡再到压出去打，阵形从352到442再到451，同样不好使。
几乎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世界上最贵的教练也请了，中国队似乎有了些进步。毕竟，进了世界杯了。可是，和日韩的表现相比，我们的进步黯然无光。虽然倾尽全力，也能打出些象样的配合，也能在某些局部形成优势。可是，每场比赛，总是要一不留神几下，总是要失误几回。保持九十分钟的注意力，似乎是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差哪呢？听听那个富态的韩国老头崔殷泽的解释吧，对中国和韩国足球都有比较深的感受的这位前韩国国家队教练说，中国队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他所说的“精神力”。他说，韩国运动员是为荣誉而踢球，职业球员把足球当成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赢球死在球场上都可以。而中国队缺乏的就是必胜的信念和坚持到底的决心。
这位韩国老头对此感慨良多。他说，中国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技术基础在亚洲都是一流的。他就是不明白他们在训练中为什么不愿意全心全意投入，在比赛场上为什么那么不思进取。他们不是职业球员吗？
这个韩国老头不明白，他们是职业球员不假，可中国的职业球员不会为一场球去拼命。在中国人眼里，足球毕竟是足球，值得为之拼命吗？
中国人为了什么能拼命呢？
就象这个韩国老头一样，所有的韩国人和中国人相比，好象都有点不通达，不世故，有点天真。
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生命的独特总结，是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智慧。
相比之下，韩国人显得太认认死理，钻牛角尖，事事叫真儿。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不受欢迎的性格，有这样一个人，周围的人都觉得不舒服。一个中国运动员输了球，也会难过（其中包括对奖金的惋惜），但是一宿过去，就想开了，就平静了。谁没输过球呢？巴西队也照样输过球吗？这样一想，心里就平衡了。
可韩国人会睡不着觉，因为羞耻而流泪。
就是因此，这个人口公有中国三十分之一，土地仅有中国一百分之一的小国在球场上一次次击沉中国队。
不仅仅是足球。这个不起眼的小国在奥运会、冬奥会乃至各项锦标赛上的表现常常令人刮目相看。它可以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韩国选手的韧劲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常常会给他们的对手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亚洲，在几乎所有体育项目上，这个国民身体素质并不突出的小国却都能和中国相抗衡。
这里面，有一种精神。
六十年人的一次世界杯预选赛，韩国队飞赴日本进行比赛。临行前，韩国总统亲自接见了全体队员，总统简短地讲了一翻话，结尾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不要再过大韩海峡（即日本海峡）了！”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全部蹈海自杀以谢国人吧！
这位韩国总统并不是依靠自己手中的巨大权力而信口开河，按照韩国的传统，总统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家长，他是以家长的身份，对自己的孩子们说这番话的。
中国人绝不会这样做。真是太气盛了，太不周密了，太不稳重了，太不老成了，何苦呢？真是不够智慧，不够高明。一个堂堂国家领导人，值得为一个足球这样一种游戏这样小题大做吗？脑子里国际关系世界影响国家大局那去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高风格不讲了吗？虽然那时日韩两队之间韩国队实力占优，但足球是圆的，万一韩国队真输了呢？
事实上，这位总统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根本没想到韩国队会输，尤其是会在日本输球。这个民族就是有这么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倔劲，这个民族就是这样视荣誉重于生命，所以才能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条道走到黑的拼劲。这个民族身体里，流淌着的是年青而热烈的未受污染的血液。
第6章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
摆脱了日本人的榨取，韩国人在战后的废墟上，开始了他们的经济建设。1967年，衣不遮体的韩国人要在稻田上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本彻听说了现代集团的这一设想说：现代集团如果能造出汽车，我将用手指把腊烛点着。二十年后的今天，本彻的话言犹在耳，现代集团已傲然成为世界汽车业的巨头。
短短几十年间，几千年来一直积贫积弱被人漠视的旧朝鲜不见了，人均国民收入92美元转眼成为过去。韩国已经化蛹为蝶，到处是挺拔林立的大厦和滚滚不息的车流，用金属的色泽和霓虹的闪烁向世界强烈地显示自己的存在。
中国人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接触到韩国这个国家。渐渐地，现代、大宇开始奔跑在中国大中城市的街头，南韩料的服装陈列在店铺商场，韩国料理的霓虹开始在中国城市的夜空闪烁。韩国在现代化的路上做了中国的榜样。
现在，中国也正在满腔热情在奔向现代化。现代化是个多么诱人的字眼啊！现代化几乎等同于一次进化，从猿到人的那种。然而，在我们身边，现代化却似乎意味着从地球上抹去北京的四合院，江浙的白墙黑瓦的小镇，福建的土楼，云南的吊脚楼，而一律代之以城市的玻璃幕墙大厦；意味着餐桌上的稀饭小菜和茶换成麦当劳、汉堡包、可口可乐、冰淇淋……
当思绪缠绕在“中国” 这个地理意义和人文意义的综合载体上时，我们总是要陷入迷惑。这个民族真是让人难以捉摸。就在不远的过去，她曾象一个固执的老人那样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在亡国亡种的关头也不愿做丝毫改变，大有宁可亡国亡种不可亡文化的文化至上主义精神。而仅仅几十年后，她又变成了世界上对本国文化遗产最为漠视的国家之一，文化独特性在她似乎变成了落后和不合群的标志，她有意无意的总在尽量抹去，就象一个刚刚进城的农村妇女急着换下土气的乡下土布衣服一样。
在所有方面，我们一律以最积极最合作的态度向世界看齐，极其轻松地放弃自己的一切特点。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最热闹的节日是圣诞节，虽然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圣诞是怎么一回事；无数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建筑被无声无息地废弃被拆毁无人过问；世界各国中数量最为浩瀚的古代典籍文物沉睡在中国的图书馆里，似是人们有意回避，好象那是些祖上留下的破鞋子烂袜子，不登大雅之堂。我们这个国家今天在世界上二等公民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似乎是这些无能的祖宗们的不争气，所以这些东西更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几乎是一块不光彩的疤痕，象阿Ｑ头上那种。
这实在不象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沧桑的民族应有的做法。
在现代化的韩国，你处处可以见到对历史的尊重和珍视。在大厦、大型企业、高速公路之间，还刻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东西－－从建筑到生活方式。甚至历史上汉文化圈的某些独特的文化生态，现在还活生生地生存在韩国。最初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又惊讶又感动。
中国学者彭林在一篇访韩笔记中，记载了他访问韩国时在几位韩国学者家中见到的令他惊讶和情景。
彭林造访了对韩国传统文化造诣颇深的金兑仁家。这位中国学者他在笔记中有点惊讶地记叙到，金先生的家在庆尚南道一个叫“桂八” 的偏僻山村，象古代的隐士一样，耕读为业，一个人亲自耕作六十亩农田。金府外屋门的上方，写着“小学世家” 四个大字，原来金先生的祖上是韩国名儒，对中国小学颇有研究。旁边又有金先生亲自题写的“用因堂” 一匾，这是取自《孝经》“用天因地” 之义。
主人用韩国风味的家宴招待了彭林先生。饭后，宾主谈起古代文化，甚为相得。金夫人专门为中国客人用古法吟唱了苏东坡的《赤壁怀古》，这种唱法在中国可能已经失传了吧，“歌声时而婉转，时而激越，有一泻千里之势，一气唱完，博得满堂彩。在国内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吟唱。” 接着，金夫人又吟唱了朱熹的《小学序》，而这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在这样的场合下，只能以一首中国民歌应付场面。
彭林先生拜访的另一位学者叫河有楫。这位先生在现代的韩国社会里还依照古礼生活，日常起居，交友待客，祭祖敬宗，无不如此。母亲去世时，他按古礼守孝三年。彭林到河氏府上时，正是中秋。中秋与端午、春节是韩国的三大节日，在韩非常受重视，也是绝大多数家庭祭祖的日子。祭祀前一天，河先生斋戒沐浴，次日清晨，只见家里上下一片忙碌，在河先生的主持下，全家人按辈份跪列在祖宗神位之前，祭祀的过程与向生人敬献酒食完全相同。他的长子顺序为祖先献酒荐饭，时间和生人吃饭所用时间相当，长达一个多小时。这就是孔子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河有楫先生是知名的礼仪专家，每年春秋两季，韩国的一些书院举行传统的祭享时，都请他去指导。在那一天，他头戴儒冠，身穿黑色祭服，指挥若定。韩国学生在他的指挥下，毕恭毕敬，向孔孟行礼。
在韩国，现在还有完全按传统方式教学的学院。比如京畿道南扬州市的“泰东古典研究所” 。这个学校的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学生必须象古时的书生那样在第一年内背诵“四书” ，“四书” 中孟子最长，可分两次背完，一次四小时左右，其它的都必须一次背完。这里的读书方式完全是古代的，背诵时，即用“诵” 的方式来背，抑扬顿挫，有声有调。据说，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学生扎实地掌握古典。
这里的学生必须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到这里来学习的，各个专业都有。比如有一位叫申承容的汉城大学经济系的学生，问他为什么来学古代典籍，他说：“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极其复杂，而古代典籍含有很高深的哲理，可以提高我的洞察力。”
这些这并不是政府的有意提倡，而完全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
西方强势文化在当今世界无疑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它正以全盛之态横扫全球，把物质主义的世界观连同其副产品虚无主义一并输入不同肤色的人的大脑。在西方文化生机勃勃的挑战面前，其它的文化生态显得那么孱弱而不堪一击，如一从从残花败草迅速萎顿：这否也是一种文化生态平衡的令人痛心的破坏？而韩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表现出的对本国文化的信任令人尊重。
韩国人并不是故作姿态，并不是出于文化叛逆心态的哗众取宠。这些韩国文化人的举动是因于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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